付晓东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经说过：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如何解释中国经济为何面临如此大的下行压力，为何近期每年都需要稳增长，也是每个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需要回答的问题。当前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作为一名经济学的爱好者，试图给出自己理解和解释。

一、关于中国经济问题产生根源的错误认识

当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解释大多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逻辑推理上难以自圆其说。

关于人口红利消失说。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原因是劳动人口减少。社科院蔡昉教授表示：“追根究底，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是因为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就呈下行趋势。”财政部楼继伟部长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表示：“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从逻辑上讲，劳动人口减少会影响经济增速。但是把劳动人口减少视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面临最大问题是：如果是劳动人口减少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那么劳动人口应该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不会出现就业压力，不需要政府为保就业而稳增长。李总理2013年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形势报告中指出：“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2014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出台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稳定岗位补贴。近期关于企业裁员的信息不绝于耳，就业压力已经显现。

关于消费不足和过度投资说。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不足和过度投资。一些令人尊重的经济学者也误解这个问题。吴敬琏老师在《中国经济如何确立“新常态”》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源是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这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支撑。投资率过高意味着消费率过低，最终消费率不足。”

首先，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无法证明投资与消费的最佳比例（或合理比例区间），断言投资与消费失衡缺乏依据。无法证明70%的最终消费率是可持续的，50%（甚至更低）的消费率就不可持续的。仅就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而言，一个国家始终保持50%最终消费率（甚至更低）和50%投资率（甚至更高），经济增长不会出现问题。近年来，中国最终消费已经超过50%，且呈现上升趋势，更是无法得出最终消费率不足的结论。真正的问题是最终消费率过高，如果储蓄太少尚不能抵补折旧，这个国家资本会逐步耗尽，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

第二，资本财是稀缺的，增加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不是有了先进的技术，生产效率就会自动提升，人民生活自动变好。新技术的应用需要储蓄和投资作为前提条件，即有了新技术以后还需投资建设厂房和生产机械设备。最先进的机器设备没有全面普及应用，旧的机器设备还在继续使用，这就是资本财缺乏的明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很多领域还大量使用人工进行生产，效率很低。因此，增加投资，采用更加先进的机器设备，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第三，表面看起来是过度投资，实质上是错误投资。现代经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生产体系，各部分、各产业之间需要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相互协作。如果某些领域投资过多，而另外一些领域投资不足，正常的生产程序就无法进行。这是错误投资，而不是过度投资。米塞斯的例子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这点：把全部企业家看作一个营造师，他的任务实要用有限的建材供给量造出一座建筑物。如果这个人高估了这个有效供给量，则他拟定的计划就是一个没有足够资料来实现的计划。他把基础打得太大，直到后来，在建造的过程中才发现，他完成这个建筑所必要的材料不够。很明显地，这位营造师的错误不是过分投资，而是资源使用不当。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不存在消费不足和过度投资，为何投资机会缺乏？为何生产者价格指数会持续负增长？

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货币扩张推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过度上涨了；在货币扩张停止或减速以后，也就是货币这个干扰因素减弱或消除以后，企业家将会清楚地看到：以现有的生产要素价格进行投资的话将无利可图。因此企业会减少投资，减少对生产要素的购买，这样就会加速生产要素价格下跌，生产要素与消费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直到企业家认为有利可图为止，在此之前企业是不愿意增加投资的。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投资机会缺乏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跌了（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比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跌幅度更大）。

关于产能过剩说。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但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不能解释“为何近年来（比如2012-2014年）几乎所有行业增速都明显放缓”这一事实。如果说所有这些行业都出现产能过剩了，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存在普遍生产过剩。为何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因为消费需求不足，只能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投资会形成更大产能，结果就是普遍生产过剩。这就等同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说。

关于经济总量越大增长越难说。

厉以宁教授在“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主旨演讲中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首先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基数是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基数和十年前相比，更不要说和二十年相比，基数大是每增加1%内容比之前多得多，我们能老是这样下去吗?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前几年造成了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如果增长难主要是来源于总量大，那么隐含的逻辑就是把大的经济划分成小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就会更容易。也就是说，让中国各省市的经济保持独立分割的状态，中国经济会发展得更好。这明显与自由贸易有利于各国发展的经济学常识是矛盾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等这些贸易自由区也没有建立的必要了。

关于实际有效汇率过高说。

近日，凤凰网刊发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的文章《中国经济转折前夜：当前核心问题真正根源终于找到了》。文中称：“究其原因，是目前对造成中国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认识不清，并非政策部门所高度重视的“融资贵”，而是实际有效汇率高估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由此造成第二产业中的企业不分大小、普遍生存困难。”“而我们的长期分析发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中，状况最差的是第二产业（不仅仅是出口企业）。而从可贸易程度来看，第二产业可贸易程度最高，受到实际有效汇率高估的冲击最大。” 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应该是高估了，实际汇率偏高不可避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绝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理由：

一是将整个第二产业增速放缓和企业经营困难都归结为实际有效汇率偏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第二产业中很多行业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国内市场的，而且其中一些行业原材料是进口的，实际有效汇率偏高不仅不会增加这些行业困难，反而是有利的。比如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困难，与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所致。人民币汇率高估对于需要进口大量铁矿石的钢铁企业还是利好。

二是房地产相关行业表现才是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关键，而不是出口部门。房地产和建筑业增加占我国经济总量的13%。而且，房地产业对钢铁、水泥等上游行业以及家电、居等下游行业发展都有广泛带动作用。不仅如此，房地产业发展及其用地需求，不仅为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还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此外，房地产市场发展还会带动汽车销售增长，因为城市建设越来越向郊区扩展。因此，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出口部门。

三是近年来剔除净出口拉动后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拉动（百分点））明显放缓，2012年以前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从2012年开始基本都在8%以下。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主要制约出口，降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如果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经济的核心因素，那么剔除净出口拉动后的经济增速不应该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四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在限制出口部门发展的同时，降低了出口部门对生产要素的需求，非出口部门（指产品和服务主要在国内销售的行业）可以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生产要素，有利于非出口部门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大量的错误投资

前期中国快速的货币扩张压低了市场利率，误导了企业家行为，使得原本不可行的项目变得看起来是可行的，由此产生大量的错误投资。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行业就是已经显现出来的错误投资（比如钢铁、水泥等行业），还有大量的尚未显现出来的错误投资（比如房地产、互联网等领域）。这些错误投资离开极其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无法存活，所以一旦货币扩张减速或停止，经济活动就会放缓，所以中国经济才会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政府才需要反复稳增长。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每年上演稳增长的故事。不清除错误投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恢复健康和活力，稳增长政策会带来进一步稳增长政策需求。

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要放弃“稳增长”政策，允许市场对错误投资进行清算，让价格进行自由调整，使得生产要素根据市场真实情况快速进行重新配置。具体而言：

一是放弃通货膨胀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够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但从长远看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稳增长，实际上就是保护错误投资，阻碍经济的正常调整。

三是放弃刺激消费政策，鼓励人们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只会让资本积累速度放缓，影响经济发展。

四是放弃产业扶持政策，政府不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准入目录，由市场来决定发展什么产业。光伏、风电设备等政府重点扶持行业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汽车行业保护几十年也没有发展好自主品牌。

五是放弃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抓手。人为地限制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既违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损害了经济效率，又不利于贫困地区人口转移就业、提高收入，更不利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

六是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减少政府管制，放开市场准入，切实破除社会资本进入各种障碍。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尽快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事权，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四、为稳增长政策合理性辩护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很多人可能会坚持认为：即使上述认识和逻辑推理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其他原因也需要稳增长。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理由进行回应，以证明其为稳增长政策的辩护是无效的。

关于放弃稳增长会增加债务风险问题。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已经处于非常高水平，因此很对人担心经济大幅增长放缓可能导致大量的企业债务无法偿还，并引发金融风险。但是问题在于：为稳增长就需要不断扩大债务规模，不断提高杠杆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做到在“去杠杆”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由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贝莱德公司的首席投资策略师拉斯-科尔斯特里克（Russ Koesterich）撰文指出：“多年以来媒体头条总是在说美国正在去杠杆化，或者说，降低债务水平，而实际上，美国的非金融业债务一直在增加。”“六年之前，非金融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7%；现在，这个数字是创纪录的250%。”这意味稳增长政策虽然短期内能够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但是会给未来制造越来越大的债务风险。

关于放弃稳增长会增加失业问题。经济繁荣时期很多行业已经过度扩张（比如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甚至包括房地产行业），当经济进入调整期，这些错误投资开始显现出来，表明这些领域投资过度了，需要缩减生产规模，需要减少人员雇佣，短时间失业增加不可避免。新增加失业人员快速向没有过度扩张的行业转移就业前提是：允许工资和价格自由调整。稳增长政策会阻碍过度投资行业的调整，会阻碍工资和价格调整，这样的结果：或者是资源错配没有得到纠正（就业继续留在过度投资行业），或者是失业长期存在。

关于放弃稳增长会带来债务——通货紧缩恶性循环问题。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长时间持续负增长（连续第43个月下滑），因此很多专家担心中国会陷入债务—通货紧缩恶性循环，导致经济长期持续低迷。企业生产产品价格下跌，并不表示这个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如果因生产要素价格下降或者技术进步导致成本更大幅度下降（比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那么这个企业盈利能力是不断提升的。比如电子信息产品价格是持续下降的，但是很多电子信息企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如果一些企业因债务过高破产，或者因产品价格跌幅大于成本跌幅而减少投资（甚至停产），那么相关生产要素价格就以更快速度下跌（因为不下跌的话，没有人愿意购买），这会导致产品价格与原材料价格之间差距扩大。当企业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之间差距足够大的时候，企业就会开始增加生产、扩大投资，而与产品价格上涨或下跌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所谓的“债务——通货紧缩效应”会带来长期萧条。目前中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降幅就大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降幅，生产资料工业出厂价格指数降幅大于生活工业资料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降幅，我国经济调整正在持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