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第五届CF40-PIE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发表题为《中国的经济风险与化解》的演讲。其核心观点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大力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背后逻辑是：中国房地产调控导致产能过剩，如果政府通过信贷刺激房地产会带来经济结构恶化，但是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仅能够增加对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拉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而且能够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潜力。

对于余教授文中提出很多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首先，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是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它只是让产能过剩问题显现出来。在演讲中余教授明确提出：“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政府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是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恰恰相反，是政府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发展才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如果没有政府大规模刺激，房价不会如此快的上涨，房地产行业也不会如此疯狂的扩张，房地产疯狂扩张和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必然会带来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的增加。因此，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不是房地产调控，而是房地产刺激。

第二，就对经济影响而言，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和大规模建设房屋没有本质的区别。闲置的基础设施以后会用到，不能成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理由，因为闲置的房屋以后也可能得到利用。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写字楼（厂房），人们收入提高以后也需要更大居住空间。因此，不能同意余教授如下观点：“政府不应该做的是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虽然这种做法能够解一时之渴，但将恶化经济结构，导致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实现现实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会进一步改善，并能够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或提高创造条件。”房屋建多了会产生闲置和浪费，基础设施建多了也会带来闲置和浪费，都是资源的错配。

第三，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保护错误投资和过剩产能，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余教授在演讲中提出：“如果基础设施导致了对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需求，这些有需求的产能就不能说是过剩产能。”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已经非常大了，这点余教授在演讲中已经承认，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猛增也证明这一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利用过剩产能，这就等于说确定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准不是基于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和政府财力，而是消化过剩产能的需要。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当前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再扩大10倍也不能说是过剩产能，因为只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就可以产生相应的需求。如果政府听从余老师的建议，那么身处过剩产能行业的企业就不会急于调整退出，因为有多少产能政府就会创造多少需求。经济结构会越来越僵化。

第四，经济减速调整不是浪费，生产没有需求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浪费。余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因为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一些产品缺乏市场需求，政府为避免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而刺激（或直接购买）这些产品需求，进而使得这些产品的生产得以维持，这才是真正的浪费。因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生产要素会从这些行业中释放出来，配置有市场需求的行业，得到更加高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从过度投资行业向投资不足行业调整期间，经济减速和价格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阵痛。政府刺激不会把错误投资变成正常投资，也不会消除调整的阵痛，政府的干预只是延迟问题的解决，只是让浪费性生产维持更长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萧条和“硬着陆”只是对错误投资进行清算，没有那么可怕。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拿经济危机和“硬着路”来吓唬自己和大众。虽然经济萧条会带来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一旦导致危机的种子种下（如货币扩张导致大量的错误投资），那么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经济萧条是对此前犯下的错误的纠正。这些错误的根源正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特别是货币的过度扩张。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不要像日本一样，政府过度干预阻碍了市场出清，导致经济低迷长期持续。

当前，很多人没有研究清楚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按照“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简单逻辑，一看到经济减速就看出刺激的药方。研究经济不是做加减法或者比较大小，需要洞悉经济运行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