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东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目标是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提出了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还明确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就地城镇化等。本文认为，推动区域平衡发展和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不仅无法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且还会为经济发展带来阻力和障碍，这些政策需要尽快舍弃。

一、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问题，还是市场经济的特征？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指出：“从地理地区上，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是有仅占世界土地面积0.3%地区生产的，一半是由1.5%的地区生产的，9/10是由16%的地区生产的。”这表明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实际上，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区域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日本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少数几个城市周围，美国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纽约、洛杉矶等城市周边地区，其他地区经济密度非常低（参见《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在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经济总量主要向少数区域聚集，说明聚集一定是带来经济上的优势，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阻碍要素资源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推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均匀分布会扭曲资源配置、阻碍经济增长。这告诉我们，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试图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是得不偿失的，会严重损害经济发展潜力。

二、如果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如何解决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大的问题？

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指出：193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评价南部地区是国家的“头号经济问题”。到了今天，美国各州区的工资（根据人力资源调整）水平相近，但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分布却极度不平衡。这得归功于劳动力的流动。2006年，将近4000万美国人更换居所，每年约有800万美国人进行洲际流动；10年间，1/4的美国家庭易州居住。通过自由流动允许人口和生产的空间不均衡分布，今天的美国，人居收入不仅居高不下，而且各州之间的收入水平也极为接近。如果美国也限制人口流动，推进就地城镇化的政策，美国人就不可能享受如此高生活水平。因此，中国解决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大的正确方式，不是缩小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差异，不是就地城镇化，而是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特别是要允许人口向就业机会多的大城市自由流动。

三、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趋势？

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指出“世界日益城市化，经济板块也日益集中在最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区。1900年，世界上最大的100座城市的总人口仅占世界人口4.3%。现在，这100个城市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7.5%。”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东京、纽约，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墨西哥墨西哥城、韩国首尔，这些城市的人口都是高度聚集的。大东京地区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4%，却集中25%的人口；尽管日本现在面临人口负增长状态，但东京地区的人口仍然在增加，而且预计东京地区的人口今后会持续增长 。韩国首尔市仅占韩国国土面积0.6％，人口总数占韩国的五分之一。可见，人口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世界各国普遍趋势。

四、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根源是人口太多，还是城市治理不善？

美国首都华盛顿人口60万左右，已经连续两年成为美国最拥堵的城市。其交通拥堵程度超过美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纽约。可见，城市人口规模大小与交通拥堵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北京城区交通拥堵真正原因是小汽车的过度使用和公共交通发展不足。东京、伦敦等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尽管人口在持续增长，但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同处华北地区但人口更少的石家庄、保定、唐山等城市空气污染程度比北京更严重。这至少说明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人口增长。一个城市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与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原因是政府没有实施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交通发展模式和环保措施。因此，所谓的“城市病”不能成为限制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理由。

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大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北京万元GDP能耗全国最低），所有的创新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产品创新都由大城市地区提供），人类离开大城市高度聚集这种生存方式，不可能享受今天这么高的生活水平，环境保护也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程度。今天人们对大城市的误解，就如同当年对市场经济误解一样，把市场经济视为导致大众贫困的根源，将市场经济等同于罪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当代人终于认识到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帮助我们摆脱贫困和饥饿。

总之，中国应该放弃以促进区域平衡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放弃大城市人口调控举措，放弃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允许人口和要素资源在区域城乡间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