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东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可见中央对此是高度重视、寄予厚望。从目标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缩小京津冀地区发展差距，二是要解决所谓的北京“大城市病”。从手段来看，目前提得最多的是疏解北京城市功能、控制北京人口规模。表面上看，疏解北京城市功能，既有利于加快河北地区发展，又有利于北京瘦身健体，可谓一举两得之策。这只是从表面来看，事实上从目标到手段都是错误的。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两大目标是不能成立的

从缩小京津冀发展差距的目标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发展趋势应该是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因此认为京津冀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是不正常的。首先，没有哪个经济理论能够信服证明经济越发展地区之间的差距越小。第二，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就是不平衡的，即使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分布也是极度不平衡的（参见《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国早就存在“胡焕庸线”， 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世界银行研究还表明，让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平衡分布的意图会严重损害经济增长。第三，从美国的实例看，美国各州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是通过人口流动实现的，而不是让各州的经济总量更加接近（单位面积的）。因此，缩小京津冀发展差距的目标表面看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是有害的。

    从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目标看，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所谓“大城市病”，不仅大城市有，小城市可能病得更严重。美国华盛顿人口只有60万，城市功能也很单一，但是是美国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保定、唐山等城市人口规模远低于北京，但是大气污染程度比北京更严重。所以，所谓的“大城市病”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功能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寄希望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北京城市发展难题，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二、疏解北京城市功能完全是错误的举措

区域协同发展或一体化发展，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允许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没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何谈一体化发展。在欧盟地区，要素资源跨国流动都不存在障碍了。而北京不仅要疏解城市功能，而且还控制人口规模、限制外地车辆进京、限制外地人购房，这些限制在欧盟各国之间都没有，在中国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区域内竟然还要加强。一方面提出要区域协同发展，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对包括人口在内的要素资源流动的控制，难道这两者不矛盾吗？

政府决定要疏解北京城市功能，政府决定疏解什么、如何疏解、疏解到哪，这是政府要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显然是政府唱主角，市场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企业想向大城市聚集，人口也想向大城市流动，但是政府说不行。政府不理会下面的问题：大城市租金成本高、交通拥堵，企业为何还要向大城市聚集？其原因只能聚集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只能是在大城市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只能是人们在大城市能够更好地生活。

三、政府真正的需要做的是破除阻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

经济活动是向大城市集中好，还是向中小城市分散好，以及大城市聚集到什么程度，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政府无法计算城市的最优规模，正如政府无法进行经济计划一样。既然政府无法计算城市的最有规模，也就无法判断什么是过度聚集，更无法知道应该疏解什么、疏解多少。政府应该做的仅限于取消吸引人口和企业向大城市聚集的不合理政策，比如税收优惠、过低环保标准、过低水价等。在取消上述不合理政策以后，政府不应该干预生产要素如何流动、产业如何布局。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单位产出的资源能源消耗低、人均收入水平高、就业机会多，鼓励河北地区人口向北京流动，才更有利于改善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更有利于提高整个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向大城市聚集才是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其实，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意义不大，因为不仅仅是在京津冀地区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要破除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