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东

近日，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公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发表于《比较》杂志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论文奖。本人拜读过此文，个人认为该文在研究方法上和逻辑推理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的，获奖实难服众。

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财新网转载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0-17/100448224_all.html#page2）一文中，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两次危机五点区别和十个共同点，并据此提出三点政策思考。

首先，历史事件是由诸多因果关系错综交织而成的复杂现象，通过历史事件的简单对比不会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因为任何两个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出无数个共同点和不同点，如果没有正确经济理论做指导我们就无法知道哪一点或几点对事件发生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仅仅列举两次危机的若干共同点，并不会增加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和认识，因为没有告诉我们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如果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仅仅描述危机发生前后一些现象无助防止危机发生。《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由于历史事件和比较的对象极为宏观，可以用于翻阅资料和进行数据比较的研究时间十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较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文中还提出：“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连“为什么”（危机发生的原因）都不知道，那么用什么去预测未来？

第二，简单地将周期率作为研究的基本逻辑更是错误的。文中指出：“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经济周期性波动不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真正根源在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特别是通过放松货币压低利率的企图。也许有人会说，代表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诞生前经济周期性波动就存在了，那是因为政府对经济干预，特别是对自由银行制度的干预早就存在了。既然该文前提假定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隐含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只能做好应对经济危机的准备，而没有办法避免危机发生。

第三，该文的分析论述浅尝辄止，不够深入。文中通过对比指出两次危机的十个共同点，但是没有说明这十个共同点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各自独立还是相关的），也没有说明每个共同点在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中地位和作用。比如第二个共同点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这与第六个共同点危机之前都采用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也就是说繁荣是不是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的结果？文中没有说明。比如第一个共同点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和第三个共同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这两点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吗，还是一种巧合？文中还没有说明，如果十个共同点中若干现象出现了，若干个现象没有出现，那么经济危机是否会发生？如果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三点政策思考提出的依据和理由就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文中已经指出；“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那么为何在政策思考中不提出放弃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第四，文中存在诸多前后矛盾和错误之处。比如文中第二个共同点中指出“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第六个共同点中又指出“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这两个共同点之间是相互矛盾的，难道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也算是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另外，日本、泰国等国家都发生过经济危机，难道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再比如该文中指出“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提出“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这就让人费解了，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还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表现，还是两者都有？该文只是进行简单的堆砌，并未说明。实际上，美国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是政府货币和信用扩张政策压低市场利率，误导了企业家行为，由此产生大量的错误投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是美联储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冲击，而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制造了更大房地产泡沫。

总之，该文只是表面想象的粗浅罗列说明，缺乏理论的深度，没有统一的逻辑，获孙冶方奖实难理解。更令人担忧的是，以文中观点指导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