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东

国内有些人打着著名经济学家旗号，发表一些不合符逻辑和违背历史事实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仅会误导学生和民众，而且可能误导政府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

近日，凤凰网刊登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中国经济的下一程”做主旨演讲。厉以宁共讲了八个问题，下面就具体领教一下大师分析问题的水平。

首先，先看一下厉以宁教授讲的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厉以宁教授讲到尼克松总统用物价管制的方法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是对的，但是厉以宁教授将美国通胀问题的解决归结于供给学派提出的增加供给是明显错误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用强硬的紧缩货币政策治愈通胀，而广受赞誉。厉以宁教授不会连这个基本事实都不知道吧。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资料很容易查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联邦基准利率都在10%以上，1981年美国联邦基准利率超过16%。厉以宁还忘了弗里德曼这句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没有美联储坚定地紧缩货币，通胀就不会结束。不知道厉以宁教授在北大上课是否也是这样误导学生的。

第二，关于厉以宁教授讲的第一个问题“新常态”。厉以宁教授表示：“前几年我们一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这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也不能够持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转入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一般经济学认为，7%，甚至6%-7%的区间是中高速增长。”厉以宁认为前几年经济增速过快了，新常态的含义就是降低经济增速至6%-7%。温总理主政时提出保八目标，当时肯定认为8%的增速是合理也是必须的。问题的关键不是经济增速应该定多少，而是政府不要人为地设定一个自己认为的是合理的增速目标，然后为达到目标年年都去“稳增长”。如果厉以宁教授一定说7%是合理，然后去稳增长，那么这与前些年做法没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家无法告诉政府经济增长是合理的，也没有人知道经济增长是合理的，未来有太多不确定性。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也不是无所不知的神。

第三，关于厉以宁教授讲的第二个问题“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怎么来的?”厉以宁教授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首先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基数是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基数和十年前相比，更不要说和二十年相比，基数大是每增加1%内容比之前多得多，我们能老是这样下去吗?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前几年造成了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厉以宁教授意思是基数越大经济增长越大越困难。我想请问一下厉教授：哪个经济学理论是这样讲的？如果增长难主要是来源于总量大，那么隐含的逻辑就是把大的经济划分成小的经济体，经济增长就会更容易。也就是说，让中国各省市的经济保持独立分割的状态，中国经济会发展得更好。这明显与自由贸易有利于各国发展的经济学常识是矛盾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这些贸易自由区也没有建立的必要了。

厉以宁教授还讲到：“国际市场是不稳定的，国际市场的不稳定这么多年带来了若干问题。”不是其他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波及到中国，而是各国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大家都有责任。

厉以宁教授还认为中国经济是过度投资了。中国经济主要问题不是总量上的过度投资，而是某些领域投资过度，某些领域投资不足，因此本质上是错误投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仅仅是因为技术方面落后，更多的是因为储蓄和投资不足。中国很多领域还大量使用人工进行生产，如果都采用最先进机器设备，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

第四，关于厉以宁教授讲的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厉以宁教授不仅告诉企业家市场是能够创造出来的，还告诉企业如何创造市场。关于企业家如何创造市场需求，我想厉以宁教授有点班门弄斧了。真正的企业家不需要经济学家教授如何去经商，经济学家也不具有这方面的优势。正如马云所说，企业家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假如企业家要去听经济学家，这些企业家一半已经死掉了。如果厉以宁教授认为自己有这个本事，可以去和马云这些优秀企业家去竞争。

第五，关于厉以宁教授讲到的第六个问题“经济人和社会人”。厉以宁教授表示：“所有的经济学书里面的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音)，什么叫经济人假设呢?就是说经济人是从最低成本考虑的，是从最大收益考虑的，一定要符合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不得不说厉以宁教授缺乏经济学常识，在奥地利学派那里早就放弃了经济人的假设，而是将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是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根本就不需要“社会人”这个概念。

第六，关于厉以宁教授讲到的第七个问题“第三种调节”。厉以宁教授认为除了市场和政府以外，还有第三种力量道德来调节经济。市场是不是一个固定场所，市场是一个过程，是由无数个人在分工合作下的行为相互激荡而发动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习惯等因素已经发生作用。如果说政府可以对人的道德有影响，那么也应该算是政府这只手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道德因素已经包括在市场和政府这两种力量之中。此外，如果把道德作为第三种调节力量，那么行使这个调节力量的主体是谁，难道是像厉以宁教授这样道德高尚的著名经济学家。如果说道德调节力量是自发的，那么完全没有强调必要，因为已经包括在市场这个因素里面。

第七，关于厉以宁教授讲到的第八个问题“重视资源配置效应”。

厉以宁教授讲到：“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用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也是生产效率提高了，所以研究的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调解一下效果也有了，用A方式配置产生M效应，用B方式配制产生M+1效应，这个观念出来以后产生了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宏观方面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我们今天更缺的而且今后更重要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上述这段话中，厉以宁教授所指的生产效率就是如何生产问题，资源配置效率是生产什么问题（也可能包括由谁生产），刻意区分这两者意义不大，因为企业家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投资决策，也就是说企业家既要考虑生产什么，也要考虑如何生产。因为企业家需要把产品价格与投入的成本之间进行比较，以确定这个投资是否可行。厉以宁教授将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的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旦企业家做出具体的投资决策，这两个方面就同时确定了。